假期中把千禧年三部曲的第三本書『直搗蜂窩的女孩』看完，沒有預期的感動。所以，觀閱書報雜誌影視等，顯然都會受到時間因素的影響。
記得一年半前、連續看完前兩本書時，非常亢奮，也抱著很大的期待等待結局。可是去年八月拿到書時，正被手上的工作搞的心力交瘁、神思枯竭，絲毫沒有看書的興致，只能接受影像的刺激。好不容易身心都閑散下來，想要細細玩味結局時，感覺為了收攏前面埋下的所有支線，繁複地交代很多事情，瑣碎的過場很多，除了布隆維斯特設計讓被隔離中的莎蘭德利用手機連線PDA、操控外界重要資訊的部份還蠻新鮮外，其他部分好像都是就已知的結局做解說似的描述，讀了不復感動。
倒是，看完這本書，還有薩豐的『天使遊戲』後，想到之前看過的許多相關翻譯作品，我發現，他們的翻譯文字都非常流暢，如果把書中的外國人名、地名和機構名稱換成中國的，就跟中文創作沒有兩樣。就翻譯而言，這是上乘水準了。我想，一方面是譯者的功力很高，另方面也是這些書都厚厚五、六百頁，要讓讀者能一氣呵成地看完，就需掃除一切的閱讀障礙，行文力求中文化。喬志高先生鼓吹了多年、並且身體力行翻譯了『大亨小傳』後，西語翻譯界終於達到他翻譯之「化」的理想。
翻譯完全中文化，並不那麼困難，只是需要有所取捨。名建築師王大閎先生翻譯王爾德名作『格雷的畫像』的『杜連魁』，是把維多利亞時期的場景整個轉換為七零年代的台北時空，他翻譯這本小說，感覺是已經超出意譯的境界，而是譯寫了。書出之時，文壇一片叫好，沒有人拿著甚麼翻譯原則來批判。
而我，也有很多幾近譯寫的經驗。把『刺鳥』、『牙買加客棧』等歐美大眾言情小說大量譯介到台灣的好時年出版社，曾經找了詩人管管和商禽主編一本完全以中外小說為主的週刊。我當時也曾參與，負責日文部份。因為篇幅有限制，那時的作法就是把暢銷的小說濃縮節譯為兩萬字(那時還沒有著作權問題)，像宮本輝的『道頓堀川』、深澤七郎的『楢山節考』，選擇這兩部書，是因為這兩本書都改編成電影，讀者還可以透過金馬獎外片觀摩或錄影帶看到(那時日本文化產品還未正式開放進口)。至於見報的文章，更是一律譯寫，因為讀者層太廣泛了，他們要的就是純粹的中文資訊，我不想在提供資訊時還附送翻譯風情，讓人有如咀嚼白米飯時咬到砂礫。
不過，隨著著作權的確立，譯寫這種作法不可行了，譯者頂多只能把語詞、節奏轉成貼近我們一般的用法，文章的忠實度還是必須顧及。其實，不論意譯還是譯寫，都是為了追求翻譯的化境，翻譯大師們強調化翻譯於無形，也是為了消弭語言文化的隔閡。以一個讀者的立場而言，我很樂見這種結果，以一個譯者的立場而言，我也努力邁向這個境界。
留言列表
